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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时间: 2010-01-01 来源: 作者:
  

 

知性与思辨结合的诗学探索

 

――《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主办: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      主持:张宗刚

时间:201043      地点:南京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张宗刚(批评家,诗人,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今天有幸为马永波新出的诗学理论专著《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举办研讨会,这么多名家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同探讨本书的诗学特色和创新价值,令人感动。本次研讨会的主角马永波副教授,有“炼金术士”“诗坛美男子”之称,是国内知名诗人、翻译家、诗歌理论家、文艺学博士,也是我们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核心成员。马永波1986年至今共计发表诗歌、评论及翻译作品800余万字,代表性著作有《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英国当代诗选》、《约翰•阿什贝利诗选》、《迪金森诗选》等。马永波在中西现代诗学、后现代文学、生态文学等研究领域都有涉猎,是大陆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翻译家和研究者,尤其最早向国内读者译介了“诗人中的诗人”阿什贝利的诗歌,赢得诗界高度评价。作为国内“元诗歌”、“叙述诗学”、“伪叙述诗学”、“客观化诗学”等关键诗学理念及流派的主创者和实践者之一,马永波创作的诗歌以鲜明的先锋精神和实验色彩引人注目。有请诸位嘉宾发言。

 

孙绍振(文艺理论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从维系中西诗学平衡的角度,我对马永波的诗学探索表示肯定。西方诗歌理论与中国诗歌创作实践能否做到水乳交融,一直是备受诗歌界争议的重要话题。马永波的专著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可能的回答。我对于八十年代西方文化的引进一直比较迷惑。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诗学建构自然离不开对西方资源的引进和借鉴,但是一方面引进得不够系统,一方面又存在光是引进而没有与中国的诗歌美学传统相互斗争相互通话的问题。西方文化的引进与中国文化应该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油和水的关系。中国诗歌理论的学习,应该反思美国与法国的关系,美国引进欧洲的文化是将欧洲文化的根基引进,并进行拔高。在我看来,引进西方诗学,最起码的价值是提供一些西方的思维模式,其中就包括西方那些比较神秘复杂的思辨模式,作为一种参考,对于纠正我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直观性肯定是有益的。第二个层次是将西方史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相结合,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对于解释不通的现象,要揪住不放,并由此对西方史学加以批判和重构。永波这本书对于九叶派诗人的诗学理念梳理得清楚,对其思想修养阐释得很清晰,能用象征的理念、形而上学的神秘,来深刻解剖中国文化的错位和冲突。书中最吸引我的倒未必是那些闪耀着才智的警策的话语,更多的是他对西方现代派特别是象征派学术资源的精细掌握。和一般的新诗研究者相比,永波是得天独厚的,他既有诗人的微妙体验,又兼有翻译家对西方诗歌和诗学的领悟。八十年代以来,他在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以数十部著作填补了英美后现代诗学研究空白。在直接把握西方诗学的基础上,他的论述尤其是对经典诗人波德莱尔、叶芝、马拉美、艾略特、奥登的阐释,对他们诗学核心话语的阐释,绝非那些仅凭二手材料的论者可比。永波的选题属于诗学,但行文中却借助了比较文化的宏观视野。有坚实的学术积累作保障,他对四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形而上这个关节点的突破和局限的分析也就游刃有余了。

 

叶橹(批评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很少能将一本专著从头看到尾,但这本书我认真看完了,并引起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如有关诗歌的个性化和非个性化的论述。文学理论本身便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所以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基础是徒劳的,也是无的放矢的。诗歌不是单一的形式,理论家是不可能给诗人规定一种形式的。在我看来,诗体建设是一个伪话题。国内的理论家总是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给诗人制定某种形式。实际上,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任何诗歌理论,基于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文本,都有不同的所指。

 

陈仲义(批评家,厦门城市大学教授):现在市面上关于九叶诗派的研究专著差不多有五本。永波这本书抛开了大部分九叶诗派研究的主导方向,抓住了一个侧面――西方影响。研究过程中,从接受到消化再到背离,加入了诗人的各种感悟,在广度和深度上找不到太多隔离层。这本书带有诗人自身的体验和感悟,也发挥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和翻译家的专长,在知性和思辨的结合上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大部分缺少研究精神,论文总是有疙瘩。永波这本书也不例外,在论述中没能有效地结合诗人和翻译家的独特感悟,使得观点不够鲜明。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局限是:中规中矩的句法、语法屏蔽了诗人特色。诗人的论文应该是潇洒的,飞扬的,甚至是跋扈的,但感觉马永波在写书过程中明显放不开手脚,受到“论文体”的制约和论文写作机制的严重挤压。我理解中的理论著作该是带有个人感悟的散文体式,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生硬的八股文。

 

周伦佑(诗人,诗学理论家,《非非》主编,西南大学双聘教授):我对仲义刚才谈到的“论文体”补充一点看法。文学批评和学术回到学院,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学术的体制化倾向。在我参加的一次散文理论讨论会上,一位与会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说,他是因为爱好写作才读中文系的,本科读完,写作没有了,只剩下了文学;然后读硕士,硕士读完了,文学也没有了,只剩下了学问;再继续读博士,博士读完了,学问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了注释。现在,学院越来越体制化,学者在体制化的学院中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个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比较诗学”的意义,一个是“影响诗学”的意义。在“影响诗学”方面,耶鲁大学的布鲁姆有一本《影响的焦虑》,似乎也可以归到“影响诗学”。说到“影响的焦虑”,我举一个例子:有位现在知名度很高的女诗人,几年前我在网上读到她一首长诗,标题好像是《时代广场》,里面几行、十几行地引用我的《变形蛋》和《象形虎》的句子,诗的句式和修辞方式也学我这两首长诗。但这位女诗人在回答别人的访谈时,说对她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另外一位不很重要的诗人。这就是“影响的焦虑”――受影响者必须弑父。这就是“影响焦虑”中的弑父情结。

我认为永波这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当然事实上,我们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从全书结构看,感觉有点比例失重,本书中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勾勒、评述部分内容偏重,而书中“九叶诗派”研究部分比例偏轻;本应把重点放在“九叶诗派”上,却侧重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还有,感觉书中对九叶诗人在具体写作方面所受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等诗歌作品影响举例和分析不够。如果这本书再版,我希望永波做一些必要的补充修订。

 

王晓华(批评家,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永波诗歌中知性和理性的因素原本就比较突出。这些因素扩展为学术研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本书从同步性、知性、理性、感性做理论研究,水到渠成,理论神采飞扬。认识永波21年了,其间他不断有优秀的诗作和译作问世。现在随着《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出版,他又在诗人和翻译家之外多了一重身份:学者。这本专著将宏观的理论思辨与细致的个人体验结合起来,以学者、诗人、翻译家三重身份论诗,至少具有以下创新之处:一是将九叶诗派的产生与发展放在现代性场域尤其是审美现代性场域中进行考察,论述了中西现代性演进的不同理路和处境,还原了九叶诗派诞生的历史因缘;二是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了九叶诗派所涉及的重要元素如感觉、象征、意象,其对词、想象、意象的本体论功能的论述尤其独到;三是强调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处境对中国审美现代性包括九叶诗派形成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欠缺,可惜这方面的论述未及展开。

这部书也存在可商榷处:第一章“九叶诗派与象征主义”采纳了流派比较的视角,其他章节却分别论述了九叶诗派与艾略特、里尔克、奥顿的关系。这样的结构安排似乎妨碍了作者对第一章提到的理论线索进行更系统的梳理。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以理论线索安排后面的章节可能更好。另外作者的部分论断,如“一次世界大战彻底埋葬了人们心目中的上帝”等,既会引起争议,又与书中其他论述如象征主义对超越性的追求等相矛盾。这些问题并不妨碍这本集思辨和体验于一身的诗学专著的价值。我觉得永波的生命路向与艾略特和瓦雷里比较接近。如果他能在信仰或超验/超越的维度多思考,那么,他很有可会能成为中国的艾略特与瓦雷里。

 

梁晓明(诗人,浙江电视台编导):感觉全书还没有展开论述,九叶诗派的作品本身有一定成就,但成就不是很大的话,研究者也就很难展开去说。这是我讲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这一点,我觉得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通过它可以清楚地再一次去认识去感受,互相之间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我想到了八十年代时,好像是王佐良先生去了美国,见了罗伯特伯莱,伯莱有一篇文章就说到要寻找美国的诗神,因为美国的诗歌太受英国文化的影响了,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源泉,那么这个源泉在哪里?后来就找到了中国的寒山拾得、杜甫、王维,找到了这个传统,从此唐代诗歌开始变成了美国现代诗的新资源,中国古诗的意味成了美国诗歌一个大的传统。而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源泉,既然中国古诗对美国现代诗所产生的影响会有那么大,那么反过来我觉得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或者倒过来说,西方现代主义与九叶诗派这个影响的成果大不大,如果不大,原因在哪里?记得二十年前读艾略特的诗集包括《荒原》,我非常喜欢,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告诉我说,只要你是中国诗人,你就不能学他的样子去写,这样写肯定不是中国诗歌的道路,但是从阅读上是非常喜欢。还有一个就是翻译的问题,比如宇文所安在文章里引用一些对比的时候,讲到瓦雷里的一首诗《海风》,中文用的是程章灿翻译的,我读后觉得非常好,怎么我以前会看不起瓦雷里,原来是这么好的诗,于是我想肯定还有另外的译本,这么有名的诗不会没有,后来我找到一本书《月照波心一颗珠》,都是名家翻译的。翻到卞之琳的译本,感觉一塌糊涂,没法读。我一直在想,这里面又是一个可以研究的东西。我还要强调一点,每一批诗人,包括九叶诗派,群体也好个体也好,在其成长过程中都有很多人会被认为是模仿甚至抄袭别人作品的。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研究。永波这本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可以研究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能够存下来的好话题。 


 

宫载春(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了现代性的问题。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新诗,迄今为止都是在完成一个从西方到本土、从过去到现在的现代化过程,甚至我们说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在中国也还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文艺思潮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而文艺思潮中,诗歌又是最敏锐和最敏感的。这样有意义的话题值得研究。这种研究不光对诗歌的创作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涉及在现实生活当中,诗学怎么才能影响社会、走进人们的生活。因为虽然不像八十年代初期那样到处都是诗人,每个人都会受到诗歌的影响,但现在爱好诗歌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诗歌刊物的发行量也在不断增长。在今后我们国家转型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完成人的现代性的过程当中,诗歌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永波的选题不管对诗歌的创作还是研究都有推动作用,甚至对诗歌的推广、对社会和人的生活的影响都有一定作用。由衷地希望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能够在各位专家和诗人的支持下,拿出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张宗刚:因故不能到会的南京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张子清先生发来贺信:马永波选择这个领域的课题,就影响比较而言意义重大。全书考证缜密,鞭辟入里,深中肯綮,不但值得批评家阅读赏析,也值得世人揣摩欣赏,从中借鉴对诗歌创作有意义的经验。因故不能到会的常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诗歌理论家许霆教授发来贺信:这本专著对于我们解决九叶诗派研究不够深入有着重要意义,它揭示了九叶诗派总体上与西方当代英美现代主义的联系,同时谈到了个人同西方当代英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九叶诗人的特色。因故不能到会的《扬子江诗刊》主编、江苏著名诗人徐明德先生发来贺信:我虽然和永波接触不多,但知道他才华出众,刻苦勤奋,在诗歌创作、理论研究和翻译等方面颇有建树,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在此我谨代表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感谢三位先生的奖掖鼓励。

 

陈义海(批评家,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九叶诗人是我自己在创作生涯中非常喜欢的,因为创作初期时也受到了九叶诗人的影响,有一位就是陈敬容,我在早年得到过她的帮助鼓励,保持了多年的通信关系,所以我来这里也是带着对九叶诗人的怀念和崇敬。我觉得这本专著的出版有着几方面的启迪意义。我给出一个题目叫“张力与平衡”。永波是多种身份的,他是一个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学者诗人,所以在他身上有几个方面的结合,一个是从民间到学院,永波的创作有着很强的民间性特点,即使他翻译的很多诗不是从学院派的角度出发,但他的著作也是以学院派的形式来言说。他是从创作到研究,从翻译到言说。我们的翻译家很多,有的只翻译不言说。从背景来讲,他是从工学到文学。他是学工的,他处于多种关系的张力当中,但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种平衡。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启迪,对于学院派的启迪,在座的有几位博导,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有几位博士生在写出了如此多的作品、翻译了如此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之后,再坐下来搞研究的?我们有多少博士生是对文学作品发生真正来自性情深处的热爱之后再去做学术的?现在很多研究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不足,都是从学术到学术,从学问到学问。我觉得这本书是使永波重生的一本书。第二个启迪是,在各种媒介上,我们诗人都敢于言说,诗人所写的评论和理论是富于热情的,但是缺少界定,缺少体系,缺少逻辑。实际上,永波通过读博士拿出这样一本专著,对民间诗人和民间批评家来说也是一种启迪。毕竟永波现在来到了学院里面,经过博士这么一个专业化的训练,使得他能适应这个圈子的很多规矩,这些规则对他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

我读了全书后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叫做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的东西,在平行和影响研究之间是有切换的。但是这种切换没有明确的论述做引导,这一部分是属于影响呢,还是平行呢?比较研究的手段是多样的,可以通过列举、类比、论述等形式,但作为学术成果来讲,平行还是影响,你本人应该清楚。既然这是有关西方现代主义和九叶诗人的研究,自然回避不了影响研究,那么在影响研究这方面,你可以把索引派的、法国学派的手段推向极致,可能还需作更多的挖掘。再一个,西方现代主义和九叶诗人的关系往往是在大帽子之下进行论述的,比如九叶诗派与艾略特与里尔克等等,实际上我们还注意到,九叶诗派这几位诗人,尽管总的说来是现代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性又有不同的侧重,受现代性影响的程度也各不一样,因此还需要细化一点。那样你的成果会更加言之成理。

 

杨四平(批评家,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开始看到《九叶派与西方现代主义》这个书名时不以为然,因为此类研究早已不新鲜了,马永波选做这项研究让我感到意外。但永波毕竟是个高品位的诗人、博士,不会连这个常识都不懂,我想内中一定另有“隐情”。打开书仔细读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证实了我的想法,果然别有洞天!原来永波对此前已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是不满意的,因此决心重新对这个命题进行梳理、澄清和阐释。我觉得永波这项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变”。他对九叶派及其已有的研究事先做了功课,了然于心,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比如他认为,九叶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被接受”,而是有它的“中国经验”在发生作用,表现为“从超验向经验的下移”。当然,永波做这项研究的目的,说具体一点,是为九叶派寻找真正诗学意义上的现代资源与价值支撑,说宏观一些,是为了探究中国新诗是如何“现代”起来的。我想这一话题的“下一课题”是不是该研究研究,作为主体性很强的九叶诗派,在走出国门后,在外语世界里有何影响?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使九叶派研究“立体”起来。

 

刘翔(批评家,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应该是《西方现代主义与九叶诗派》,永波真正想写的是西方现代主义。他为什么这样写也是有一种妥协的成分。因为你如果写西方现代主义,它本身题目很大。而九叶诗派跟这个很讨巧,所以说这是一个妥协。我猜他是想把西方现代主义做一个梳理,其实西方现代主义还有许多其他的主义,包括达达主义,他不喜欢的其实已经过滤掉了,他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一个梳理,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先把它弄通,相当于先把玄关打通,然后才是九叶诗派。我觉得这本书首先是永波自己写的一本书,然后他是看到九叶诗派代表的中国的现代诗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以及其后他们自己所面临的缺陷,然后为他自己的创作也好,为整个中国诗歌也好,开辟一条道路,一种可能性。不管是瓦雷里、艾略特的那种纯粹,还是奥登式的对现实巨大的吸收能力,我觉得都是一种方向的打开,完全向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打开。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完成,包括这个讨论会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使永波卸下了一个重负,他到了一个山坡,然后可以继续攀登,他完全可以向天空打开,我觉得他是不会拘泥于这些细节的,甚至书的结构也可无视,因为这些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刘洁岷(诗人,批评家,《江汉大学学报》副编审):学理工出身的永波有过四年的非文学专业的思维模式训练与漫长的编程生涯,他势必更能会心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所需的“冷静的推理与精细的逻辑”――像诺贝尔文学奖对艾略特的授奖词说的那样,而这正是跨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获得“透视距离”抵达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所必须的素质。因而,他的这部著作的架构,问题意识,对所论述的问题的集中深入,不因西方资源的繁杂造成论述的叠床架屋、旁逸斜出也便成为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一部有全局观与文体高度的著作。我所欣赏的学术文体不光指的是浅层的“文采”,而是将思辨与感性化若无痕地融会在一起,那种清晰、精密,有弹性纵横捭阖的美文,比如艾略特、陈超、臧棣、梁秉钧等的。

对永波这本专著阅读的另一个感受是其对当代性甚或当下性的有力触发。在九叶诗人已经占据的诗学高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下诗歌写作中流行的“自我放纵”和沉溺于“照相式”的现实细节多么令人忍俊不禁。尤其是他们中的初学者,竟然信以为真地以为得到了真传或秘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殊不知那种写作是不具备诗性与文学性的。

我在对这部诗学著作的阅读过程中体悟到,真正“无”的诗歌不应是寄生于皇帝的新装上的,而是应该从“有”中,从历史、传统、现实中脱颖而出。隐喻是我们对神秘经验的含蓄呈现,象征是我们以诗的名义对这个支离破碎世界的尊称。阅读此书后,相信很多年轻的“天才”再也不会因粗放地展示乖谬的“自我”和没经“化炼”就吐露“寻常情感”而沾沾自喜了。

在朦胧诗、第三代诗人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写作历练,已经葆有了几个散在的卓尔不群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已经写就,人数与九叶诗群相仿,在有机综合和异质混成意义上的成绩相比于前代、前几代诗人已经稳稳地跃上一个标高。只是这样的叶子是不容易被挂上既有标签的,或者说需要试错式的反复命名。这很正常,因为对于他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他们丰富文本个案的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否则失语与错乱势所必然。马永波无疑是其中辽阔、湿润、生机盎然的一枚叶子,而且可喜的是,他有着强大的理论发言能力。

 

陈祖君(批评家,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马永波的整体思路非常清晰,书的结构很好,看过后对他讨论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我觉得现在研究过去时代的东西时有两个还原,一个是还原到那个时代的时代,一个是用今天的知识来看那个时代。这本书里,我觉得九叶诗派怎么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通过什么翻译,发表什么文章在什么期刊,这是比较可靠的一些资料,但我没有读到。还有就是永波的英文很好,这本书用的英文资料却不多,再版时应该从这些方面考虑一下。至于“结语”里写到“九叶诗歌还只是停留在生存之诗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存在之诗”,我觉得在著作里面对“生存”和“存在”还没有深刻的拓展,下这个结论是不是应该再增加一些论述。

 

杨春生(诗人):我在这里转一转话题。在座的多为人师、人徒,我曾经也为人师,但是为什么样的人师可能会不太一样。我曾为黑皮肤的人介绍中国文学,我们在为别人师的时候,在向我们的非洲学生教授中国的诗歌、诗人和诗歌流派时,由于当时理论准备不够充分,从党性上可能武装到了牙齿,但从学术上装备的还是“三八大盖”,由此也就带来了一个中国文化和本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在非洲那个地方撞击的问题。我们在带学生的时候,介绍中国文学时也就是简单地按理论上的几个大的阶段去讲。几个大的阶段之后就马上讲具体个人,但是在介绍每一个大的流派时,都是十分慎重的。今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九叶诗派和九叶诗人这个命题,从学术上现实上讲是十分严肃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底叫“九叶诗派”还是“九叶诗人”更好?当我们向其他人介绍中国现代曾经有一个“九叶诗派”还是“九叶诗人”时可能会很矛盾,就像当下三个人一个山头,五个人一个主意,我们不可能去介绍,但历史会留下来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到底失败的有几个,延续下来的有几个,这个东西要靠我们学院派最后给定下来。

 

潘灵剑(诗人,学者,东方出版中心编辑,本书责编):一个喜欢诗的人责编到另一个喜欢诗的人关于诗的作品,是一件开心的事。这本书在博士论文的学院化框架下,还是包含着一种批评的元素,这种元素以一种内敛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认为评论著作必须具备一种有真知灼见的元素,这样看了后才有收获。这本书就是。比如它的第一个论点:九叶诗派与现实过于纠缠,局限在生存之诗的层面上,难以抵达存在之诗。这个我是比较认同的。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对穆旦的诗比较熟悉,他的全集我曾反复看了三遍,但对他也有看法,其中有一点比较认同的是,这些诗人对现实比较纠缠,没有完全渗透到存在当中去。第二个,就是永波说到的法国象征主义最为珍贵的超验这个维度,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发现。第三个,关于诗人的信仰问题,我跟永波的想法有点出入。永波认为中国诗人最终难成大器的原因,是他们在信仰上有所缺失。我大体上认同这个看法。比如说西方诗人DH・劳伦斯,他的一整套著作最后就形成了自己的个人宗教,那个宗教是根植于肉体、血液还有感性的一个新宗教。相比之下,九叶诗派中的大部分诗人缺少的重要一环,就是在读了他们的作品后,在有些诗人那里我们看不到一种宏大的精神体系。永波说这个关乎宗教信仰,我倒觉得未必,就是说诗人最后写到一些大的地方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宗教感,未必就是有宗教信仰。

 

张光芒(批评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看完全书后有三个感觉。一,马永波的视野比较契合研究对象,对学术史文学史是有启发意义的。他的一个视野就是文化诗学的视野,强调美学力量和道德力量的结合。在研究一些诗派或者是一些诗人和诗歌创作时,有很多人是侧重于审美技巧或者是情感意象,但马永波不侧重主题、思想、审美方式意象方式,他侧重的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是文化诗学的建树。马永波重视西方现代主义,这也是比较适合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的,所以他用文化诗学的方式研究九叶诗派。一百多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实际上九叶诗派被关注得还不够。刚才陈仲义提到的五部关于九叶诗派的专著,其中有两本是我的博士同学写的,他们比较侧重于从史料等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强调研究诗歌的内容技巧,很少涉及文化诗学的角度,而马永波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因为九叶诗派是一些学者型的诗人,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其思想、内容、艺术气质是非常浓厚的,这样一种研究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九叶诗派的价值。很少有人把九叶诗派研究得非常透,像马永波这样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入手,有利于重新把九叶诗派的诗的经典性提出来。

二,这本著作注重还原九叶诗派创作的丰富性,并善于挖掘其深度。九叶诗派不如徐志摩的诗和朦胧诗影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学者型写作,是一种文化诗学很深厚的积淀,不太符合中国的审美传统。中国更讲究情感与理性,哲理与抒情。马永波注意挖掘九叶诗派那种非常丰富的抒情对象。比如说研究郑敏,就特别强调她从里尔克那里接受的影响,她能够对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从人与物的疏离试图回到人与物的更加温暖的结合当中去,能进一步探讨人与人之间更有深度的关系,最后回到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样一些关于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各种层面上,从意象到哲学,到人的存在,能够很有深度地让我们看到诗人在生活中的孤独,在生存当中交往与交流时的痛苦与矛盾,甚至最后达到在生存当中超越孤独这样一种意象。

三,这本著作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实针对性问题。因为诗歌在一百多年来,越往后受到的重视程度越少,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朦胧诗退潮后,诗歌写作虽然丰富,但影响却越来越小、越来越边缘化。身为诗人,作者从潜意识里可能对当下的诗歌有一种不满足,或者是有一种追求启示的潜动力,故而在研究时能够突出九叶诗派对人与物、人与自我的关系、人的异化等等的思考,这些方面的探讨有助于重新确立诗人心灵世界和我们与生存世界之间的关系。

作者更关注的是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里尔克艾略特他们之间的相同点,讲究比较研究中的互文性对照,一旦找到共同的东西就有兴趣来写,并且互相对照着写,然后去开发。实际上他整个的研究对四十年代的九叶派在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基础上,如何和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文化进行对照,这个方面反而写得少,他关注较多的是他们之间相同的东西,而不同的东西则关注得较少。这样就容易出现问题,一些大的结论会显得比较武断。比如说郑敏和里尔克。里尔克的诗歌本身就很复杂。谈到郑敏时,马永波说发现了她和里尔克很多相同的东西,比如试图超越人与物的疏离。他提到一个郑敏当年写的“寂寞”的例子:常常希望,贴在一棵大树上,像一支藤。到了八十年代,她又写到一个《成熟的寂寞》,其中有一句是:我口袋里揣着成熟的寂寞走在世界上。这里的区别马永波不太注意,他更注意的是郑敏和里尔克的相同。他们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也很多。作为比较研究,越相近的东西你越应该看到不同。实际上里尔克对孤独的感觉和郑敏们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中国的九叶派与中国的启蒙主义环境比较接近,现实感是比较强的,所以很多人称它是现代主义现实主义。郑敏对孤独的感觉有时候是很难超越的,所以她到不了宗教。“我口袋里揣着成熟的寂寞走在世界上”,这个时候她强调的是人的自我扩张,是一种人和世界的关系,她还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在交往当中的力量。而里尔克在这个方面更加强调孤独的分离,强调孤独的忍耐。里尔克对孤独的追求是超越性的,他更多的不是追求孤独的力量,因之更加具有世纪末色彩。

 

李美皆(新锐批评家,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文学评论中心主任,副教授):这本书的选题的确具有填补研究空缺、拓展研究空间的意义,显示出良好的学术修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看了全书,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不妨将理论的阐释和文本的分析比做笼子与鸟的关系。笼子很大,鸟却很小,这是很多理论专著会犯的毛病,也是怯于文本分析的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则是鸟大了,装不进笼子里去,文本分析自然也就失去了坚实的依据。因此求得两方面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说到这本书的不足,个人比较认同罗振亚教授序言所说:“语言的过于圆润自如,时而也带来了思想的滑动感,而沉实不足,对比较对象间关系的复杂、丰富程度揭示得不十分到位。”无论是理论还是评论,都应做到一针见血切中肯綮,所谓“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不能流于凌空蹈虚。

 

王韬(学者,江苏社科院副研究员,《海外华人文学》编辑部主任):马永波这本书既是学术著作,也符合现在的一种时代精神,很自然地符合了传承文化讲究渊源的时代精神。永波是把九叶诗派作为一种文本在阅读,而不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感觉在阅读。诗歌进化到今天,很多过去的东西比较难以找到美感,也可能还有一两首诗歌我们会认为不错,但大多数,哪怕一些相当著名的诗人,读他们的很多诗也是味同嚼蜡,因为我们的审美感觉在进化,诗歌本身的进化也是非常之快的,它是文学形式里进化最快的一种。尤其拿白话诗来讲,胡适一开始弄《尝试集》,现在大家觉得挺可笑的,个人认为胡适实际上有他个人的考量,他那个时候写的古诗是很有意境的。他写出《尝试集》那样的东西,可能是有点想引人上钩写新诗。当时他可能心想,我一个大学者,都把新诗写成这种德性了,你们还有什么人不敢试试看的吗?这也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胡适先生是为为新诗付出了自己的名誉的。

诗歌跟学术应该都是最纯粹的文学形式,其他的文学样式哪怕是一些写得很好的小说,我依然觉得那是通俗文学。诗歌这个东西说来说去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却比较难读,不太容易看得懂。不过纯文学必须要有这样的难度,没有阅读难度的文学,哪怕它写得再好也只是通俗文学。诗歌跟学术在这点上是精神相通的。其实你要谈诗歌的思想啊精神啊这些东西,都扯得很,实际上很多诗人的要求也蛮简单的,就是我的诗出来,你只要觉得我写的好就行了,我很多东西都已经化进去了,你非要说我有这样有那样,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他反而觉得很没意思。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要进行这种研究,就是刚才大家讲过的汉语诗学系统的建筑、诗学精神的建构,讲究的就是诗本身结构的一些东西,那里面说到了很多继承的渊源和关系。我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大多数都颁给了诗人,而小说家其实更广为人知。这样讲起来也是对诗人的一种补偿,毕竟写小说赚钱些,写诗的收入还是有问题。但这可能也是一种对诗歌的敬意吧,是世界对于最纯粹的文学的敬意。

谈到这本书的结构,我觉得永波写得太老实了,没那么滑头,比如第一章中的“从情感的象征到智力的象征”,第二章中的“荒原意识”,第三章中的“重归存在整体”,还有第四章中的“‘焦虑的时代’与九叶诗派的入世情怀”,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主标题,这样整体感会更强,可以把艾略特里尔克都给划进去,象征主义那些都给划进去,结构上会更好一点。

 

王维平(《青春》主编):永波这本书对我来讲具有普及的意义。因为九叶诗派部分诗人的作品我也读过,我还是很有兴趣了解他们如何受西方影响,象征主义啊,艾略特啊里尔克啊,他们怎么受影响的。作为一个读者,我对这本书确实充满兴趣。我觉得一本书既有学术价值也有普及意义,那就不失为一本好书。

 

子川(诗人,作家):对于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新时期以来,也就是八十年代,是一个从封闭走向打开的时代,那个时候像西方现代主义、九叶诗派这样的词是可以让我们眼睛炯炯发光的。永波比较系统地把我们过去看过的东西梳理了一遍,比如艾略特、里尔克、奥登。我有天晚上看这本书时突然想,如果20年前让我读到它多好啊。我们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包括诗歌创作,都是在一步步地产生变化。如果我20年前读到这本书,西方现代主义包括九叶诗派对我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今天,因为那时的我是一张白纸,一下子就会被它吸进去了。今天读这本书,我觉得它对我们当下诗歌的理解可能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进行。比如说九叶诗派,我最初读到它时,就觉得跟我以前在课本里读的诗不同,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但是今天再读,仅仅从诗歌文本来讲并不满意,我觉得其中翻译文体化的倾向太明显。如果20年前读肯定很受影响,也许那时翻译文体对我的影响就会大得多。今天看翻译文体对我的影响就小得多了,因为我已经能够自觉地去思考一些问题,且思路畅通,创作也走出了那种西方传统文体的影响。现在我们首先必须承担一种文体,这个文体跟我们的翻译文体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没有翻译诗歌就没有现代汉诗。汉语跟拼音文字不一样,所以当一些人去写诗的时候用了一种翻译文体,句子啊断句啊就像翻译过来的,因为翻译文体它要受到原著的影响,而原著中你找不到贴切的汉字,只有别别扭扭地把它翻译出来。八十年代开始接触诗歌时,现代汉诗可能就是别别扭扭的。今天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可以尽情展示现代汉语的魅力。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尤其是法国的象征主义,像艾略特、里尔克这样一些诗人的思想,把它梳理得很清楚。我觉得新诗一定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不然我们就不能区别诗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了,但这个边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可以从创造发生的角度上去看。任何一个能够写出优秀作品的优秀诗人都有强烈的越界冲动,都不想被框死,所以这个边界是在不断向前走的。某种意义上,它就相当于地平线,当你向前走,这个边界就在向永远的前方延伸。如果想把一个地平线永远固定在那儿,这是不可能的。同样,任何试图走出地平线、超越地平线的想法也是荒唐的。 


 

胡弦(诗人,散文家,《扬子江诗刊》编辑):听说有家杂志招副主编,出的题目中有一道就是写出九叶诗派的这几个人,结果参加考试的人没有一个写全的。的确,九叶诗派对于现在很多活跃的中青年作家来说,好像渐渐处于一个越来越被遗忘的状态,再往后发展是不是就会成为一个纯学术领域的东西,而很少有人去研究,当然一些诗歌文本还在选,但可能读的人会越来越少。我想原因可能还是与文本有关。九叶诗派被命名时实际上已经很晚了,这些人三四十年代就写诗,但是《九叶集》的出版是在1981年,它的光芒当时被毛泽东的诗盖得干干净净,很少被人谈起。回想起来,自己原来学诗的时候是受过他们很多影响的。像杜运燮那首《秋》,第一句“连鸽哨都发出了成熟的音调”,当时“成熟”这个词对我还是蛮震撼的。我感觉他们越来越被遗忘,马永波这本书恰好因此得以彰显意义。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比较短,他这本书强化了一个东西,就是新诗的DNA鉴定,新诗是从哪里来的,现代诗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一般的说法是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典诗歌一个是西方诗歌,而且这个里面西方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对现代的继承,像奥顿、艾略特这些人的影响好像远超他人。我觉得虽然他们被遗忘了,但诗歌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不是一代代地去加强,有很多人早就越过了九叶诗派,直接去读奥顿和艾略特了,所以他们会被遗忘,但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实际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现在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和学习并没有超越九叶诗人的一些套路。再一个就是诗歌的革新精神。当年九叶诗人是最为自觉地借鉴西方的。这个革新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就是一个反动,西方现代诗的一些大师之所以完成了自己,也是由于对浪漫派的反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很短,但变化很快,就是这几十年里也有很多值得反动的东西。每个写作者都是可以从中获得一点思考的。这本书中关于艾略特的那部分,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一些反思。我看了艾略特后忽然发现他很奇怪――他是先成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后来才写出了《荒原》,这对我是一个启发,我觉得平时接触理论过少可能还是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应该多看一点。

 

黄梵(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马永波深化和扩展了我们对九叶派诗人的认识,比如他很好地说明了入世的热望,在遭遇自我扩张的现代需要之后,产生的奇异结果,即领悟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新境界,这等于找到了现代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最有效的方式。他说明,正是靠了翻译,我们才能看到原本深埋在我们现实和传统中的根须,比如意象、经验等等,他提示,唐�正是通过对意象、经验的反思和修正,比如通过强调潜意识、区分诗歌经验与生活经验,完成了人生与艺术的融合。马永波的著作中能给人启发的提示比比皆是,比如他通过揭示事态文本的重要性,说明了一些九叶派诗人处理诗歌材料的秘诀。我认为,正是作者在现代诗创作中积累的敏感,构成了这本著作的基调,从而使我们可以真正接近九叶派诗人的诗歌及生命真义。

 

海马(诗人,三江学院党委宣传部长,副教授):作为诗人和翻译家,永波选择“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太合适了,这样的选题正是给他这样为数不多的人预备的。该选题的全部难度和挑战,正好成为作者牛刀初试的机会。本书呈现出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资料详实、论证有力的品格。不过,这些所谓的优点,仅是其基本质地而已。

 

何同彬(批评家,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永波对九叶诗派带有批判、反思性质的研究,实质上是对20世纪以来翻译的影响,或异域资源吸收和转化当中诸多问题和障碍的一种直面,这是一个翻译家的独特关怀,其中所蕴含和周延的形而上学思考已经漫溢、超越了诗学的边界,涉及到的是波谲云诡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诗学实践与主体建构方面的本质性缺失。当下的文学翻译已经随着文学的边缘化而边缘化了,文学空间内部对翻译语言的质疑、对翻译准确性的焦虑性渴求,事实上仍旧是一种把翻译简单化、工具化的倾向,而永波通过开宗明义的“翻译”视角及其卓有成就的翻译家身份,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视域的精深考察,则是对这一倾向的有效扭转。

翻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和诗歌问题,它是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的问题,是一个涉及信仰构筑的可能性及其向度的宏大问题。本雅明在谈论波德莱尔时所强调的“译作同原作间的生命线”,我们还远远没有构建起来,对于多到过量的外来文化资源的利用而言,我们只是兑换成了“现实的铜板”,把丰富的异域资源贫瘠化了。在此借用永波翻译的希尼的《翻译的影响》一文中的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想象所描述的与我们的时代生活相称的悲剧生活,我们在本土诗歌中完成信仰的行为能力已经被暗中损害。”但我们目前关注翻译却只是纠缠和迷恋于形式、语言等浅表的层面,没有意愿、能力和勇气把翻译往更深刻的语境如“悲剧生活”、“信仰的行为能力”等推延,而永波的诗学关怀最终落实到这样一种自省式的质问:“我们已处于边缘……而审讯仍在继续。”但这场审讯的法官、书记员、罪犯、辩护律师乃至听众都尚在缺席的惝恍迷离状态之中。

 

梁雪波(诗人):九叶诗派所追求的诗学理念和文本实践,在当时是以和主流写作潮流相背离的立场呈现出来的,显得不合时宜。马永波在绪论里突出强调了九叶诗派的“平衡论”诗学,这是统领全书的关键词。整本书就是围绕着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里尔克、奥登这些大诗人是如何在写作中保持感性与知性的融合,如何在审美愉悦与道德承担之间取舍,以及九叶诗派如何吸收和转化这些西学资源而展开的。永波有着30年的诗歌写作经验,同时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广阔的视野和强大的综合能力,因此能够穿行于各个学科之间,熔铸材料为我所用。永波除了精熟西方诗学,还广泛涉及到诸多思想理论,比如柏格森的绵延与直觉、克尔凯戈尔的孤独个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马丁・布伯的相遇哲学等等,显示出对理论的偏好和广博的知识积淀,为他从事诗学研究提供了坚实底蕴。

当下不少学术著作生硬拼凑,呆板乏味,缺少原创的思想力和鲜活的生命力。永波这本书有他的独到领悟和真知灼见,即便是阐述各家的思想,他也是先将其化为自己的血肉,然后再自然书写出来。哪怕是错综复杂的理论,他也能举重若轻,自然流畅。永波对问题的探究有着超强的理论辨析能力,他往往能深入到问题的细节隐微处,不断盘诘、审视、论证,最后给出客观而精辟的结论。他善于置身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去审视研究对象,给以理解的同情,而不是作出想当然的简单判断或是牵强附会的揣测。他也不像某些学者那样热衷于玩弄概念,或使用极端煽动性的话语去耸动视听哗众取宠。这和永波的非线性思维方式有关,也显示了他的包容力和对历史的谦逊之心。比如书中论述到,诗人与事物保持有距离的“理智的同情”,这使诗人与自我之间构成一种反讽式张力。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使他们不愿盲从任何教条,因此对任何外在于己的事物会采取一种既投入又疏离的态度,但这种中庸恰恰构成最大的困境。故而九叶诗人采取一种反讽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和自身,这使得诗歌中的批判不至于成为一往无前的、将自身摘离在外的讽刺。这样的分析非常客观。

新诗诞生在断裂的文化土壤上,没有传统道路可以依循,九叶诗人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努力“生出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在为我们创造新诗的传统。九叶诗派的“平衡论”诗学、讲究感性与智性的交融、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在敏锐的自我意识中的现实担当、综合写作的自觉追求等等,都是十分珍贵的品质,也是时下混乱而苍白的诗歌写作中所普遍缺乏的。这部著作隐含着对当下诗歌现状的忧思和批判,其价值已经超出了学术研究领域,具有了更广泛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新诗传统的内外两面梳理,永波向我们彰显了一种健康正派的诗歌写作之路。

 

育邦(诗人,小说家):九叶诗派是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流派,其精神资源和艺术源头,相当一部分来自稍早和同时期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永波既是身怀现代主义诗歌绝技的诗人,又是知识储备丰富、理论学养深厚的诗歌研究专家,这双重身份使他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该书堪称“诗与思的完美结合”,永波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充分调动诗歌写作中的经验、情绪和感觉,在各种目标文本中不断“细读”,熟稔运用“新批评”的解读方式,通过对九叶诗派作品和艾略特、里尔克、奥登、叶芝等诗人作品的对照阅读,厘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关系。对于九叶诗派的理论基点,作者也不惜笔墨,从大量的西方文论中寻找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譬如对于“纯诗”、“荒原意识”等重要诗学理论的源流梳理就卓有成效。

永波对九叶诗派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歌成就予以比较,深入讨论了九叶诗人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经验与西方诗歌经验的融合、分蘖、成长、排异等复杂细微的问题,通过强有力的思辨和睿智的观点阐释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总体上的趋同和局部的微妙差异,敏感地给予这些文学事实以相应的学术命名,抵达跨文化的理论高度。永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瓜葛所带来的益处和问题。作为当代人,我们既不应贬低九叶诗派的写作成就,也不应为逝者讳、为尊者讳,说他们达到了何等的诗学高度。永波抱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态度展开研究,客观冷静地评述研究对象,细致深刻地缕析了本民族诗学传统上的孱弱之处,从灵魂、宗教救赎等角度分析中西方诗学的哲学基础的迥异带来的诗学文本的差别,令人信服。由于知识背景及精神强度的不同,国内的批评家在进行比较诗学研究之时,往往差强人意。而《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一书则大大扭转了这种无力的局面,在一定范围内给诗学研究界指明了方向。

 

远人(诗人,小说家,《文学界》编辑):永波一直是我很敬重和关注的诗人。看完全书,我的感慨是:一,永波选择九叶诗派是有道理的,他本人首先是诗人、翻译家、理论家,但我觉得永波真正想完成和确立的身份是诗人的身份,尤其对他这样一个有天分的人来说。其实很多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一个诗人,像海明威、福克纳这些以小说闻名的诗人,他们最终都希望自己以诗闻名。对于永波,作为一个诗人的完成肯定是他毕生的梦想,他为此需要不断地学习、积累和拼搏,需要吸收很多很多的资源和血液。而中国的现代诗歌是没有传统的,我们新兴的传统来自西方,西方就是象征主义啊,艾略特、奥登这些,被它影响的第一代人是九叶诗派,九叶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可以说比现在的诗人更加到位。二,像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这拨写诗的人,进入诗歌时首先接触的就是朦胧诗,很难再从朦胧诗往前走,没有兴趣去看看朦胧诗之前有什么东西,尽管在后来的写作或阅读里,我们同样会关注艾略特、里尔克和奥登,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有历史脉络的,我们这代人却很少去梳理它打量它,更何况那些80后、90后诗人,他们诗歌的起点就是网络,就是口语诗,根本无视西方现代主义这个磅礴的东西,满足于追求一种浅层次的小感觉小聪明的表达,而失去了对智慧的寻求。永波这本书可以让今天的诗人能够看到真正的西方现代主义,它对中国的影响状况。而且九叶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比我们自己阅读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作品的感受,要做得更加到位。我们应该在他们的理解之上,直接接受一种理解。 


 

张叔宁(诗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副编审):无论是从对西方现代诗学观念的引进阐发,还是从自觉应用这些观念所取得的创作实绩上来说,九叶诗派都无愧于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对九叶诗派的梳理、挖掘、研究乃至重估,近年渐成显学,并取得大量成果。这些成果中,永波的《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无疑占据领先位置。全书在研究方法的开拓、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及新理论的运用等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就,得益于作者两个基本素质。一是作者对有关的现代西方哲学、西方文论乃至西方宗教谙熟于胸,使他在解决某些颇为棘手的学术问题时,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二是作为卓有成效的资深诗人,多年来在诗歌创作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与感悟,使永波能够比较准确地触摸把握九叶诗人所具备的情感脉络和创作特质,这显然是那些没有亲身从事过诗歌创作或者说对诗歌创作只是浅尝辄止的学者难以企及的。

 

仝晓峰(诗人,独立编导,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我和永波从八十年代初就在大学里开始一起写诗,他整个诗歌成长的过程尤其是早期我非常熟悉,我们大概像兄弟一样写作了15年。记得当初他把这个博士论文选题告诉我时,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写他最为拿手的后现代诗学,他说目前对九叶诗派包括对西方现代主义有很多的想法要表达。现在看到这本书我会心地笑了,实际上这本书也可以叫《马永波与九叶诗派》或《马永波与西方现代主义》。本雅明说诗人的成长是非常隐秘的,很多时候是不为人知的。实际上,可能很多时候这种成长也不为己知。就永波自己的成长而言,我们看到中国当代优秀的诗人很多同时也是理论家,在他们的诗艺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往往要对诗歌的本体和理论不自觉地做出生动思考。尤其像永波这样的内向型诗人,我觉得他在早期诗歌创作中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现代主义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九叶派来说,可能更重要的还是这些诗人作为翻译家翻译的那些东西,如果八十那些年轻的诗人,没有读到像袁可嘉先生编的《西方现代作品选》,那么今天的中国当代诗歌便是很难想象的了,也难以想象八十年代的写作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永波在写博士论文时,是无意识中是想重新梳理自己作为诗人的成长过程,他自己诗学理论渐渐建立的过程。我同意远人的说法,愿意把这本书看作一个诗人的而非理论家的作品。周伦佑先生说的“影响的焦虑”也很有道理,我清晰目睹了永波在早期写作中建立自己的风格体系和个人化的诗歌世界时所遇到的困惑彷徨迷茫。今天他通过这本书重新清理艾略特、里尔克,一直到奥登,这些现代主义大师当时不仅对他个人、也对中国当代诗歌作者群体发生影响,他们都处在“影响的焦虑”中。今天永波能够用一本著作重新梳理这些理论问题和诗学问题,而且是从诗人写作的角度入手的,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战胜或者走出“影响的焦虑”的阴影,由此可见,中国当代诗歌渐渐开始呈现一种良好倾向,就是个人化写作带来的那种非常独立的自我思考。永波从西方和自我的传统深处梳理当代诗歌的脉搏与源头,很有意义。而我惊喜地看到,永波未来的诗学建设和他个人的写作计划是丰富而庞大的,这只是他刚刚的开始。

 

何振才(南京理工大学文化艺术素质教育中心主任,博士):永波这本专著的出版以及这次研讨会的筹办,我都身在其中。在南理工这样一所理工科为主的学校里,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并不容易。今天早晨我去接孙绍振教授,在车上孙教授对他夫人说,我今天要带你到一个神奇的地方,我听了很感动。这个季节的二月兰正在盛开,在南理工校园最美的时候,我们能够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非常荣幸。一年来,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希望今后此类文学活动能够不断开展下去。

 

张宗刚:三个小时过得真快,研讨会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嘉宾,听你们的发言如沐春风。今天这个研讨会对于永波是意义非凡的,它标志着永波从诗人、翻译家到学者的成功转型。作为同事,我佩服永波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以及他的勤奋好学笔耕不辍,他那长江大河一般的吞吐量,真有器大声宏之势。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一年来,先后举办了诗人黄梵作品研讨会、诗人苏宁作品研讨会、诗人食指作品研讨会暨朗诵会等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引起较大关注和认可。今天这个研讨会,可以说为永波今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马永波(诗人,翻译家,诗歌理论家,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非常感谢诸位能把我的第一部所谓的学术专著读完,并拨冗光临研讨会。我是以诗人、翻译家的身份进入学界的,这种多重身份既有便利处,也有不利处。置身诗歌写作的内部使我很清楚中西诗学的流变和美学前沿之所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也使我得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从诗人向学者转型的一个标志,我不打算对自己这本小书说得太多,而更愿倾听同行学者的意见。不同的批评家的不同阐释角度,也是对我的研究对象的内涵的丰富和延伸,都会使我受益匪浅。诗学研究和诗歌写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不赞同文学研究作为知识系统的自我封闭化,那正如同轮子空转、触不到坚实的地面一样。我同样也不能苟同诗歌写作不需要理论指引的偏激看法,这种看法广泛流行于“业余写作”的诗人群体之中,对此我深感遗憾和忧虑。今天,我怀着旁观者的心态置身于自己专著的研讨现场之中,有很多难以言传的复杂感受。再次郑重地感谢大家!

(整理人:刘晓萍)

 

作者简介:刘晓萍1985―)女,山西和顺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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